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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下午，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本科班新生研讨课在人文楼800教室举行，耿化敏副教授主持，2016级学院本科新生参加。

“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 为什么不翻译成‘个人迷信’而是翻译成‘个人崇拜’呢？”

“历史教科书过分强调结论，而忽视了带我们去深入分析历史事件。”

“我不欣赏堆砌史料的方法，解释应该是历史学家的一种义务。”

“读完这本书，这才戳破了我对历史上中苏两国关系的幻想。”

“其实，梳理史料就能将解读空间还给大家不是这样吗？”

“杨奎松到底是个怎样的学者？”

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生研讨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着）读书会的现场，同学们提出的一连串的质问和回答，带领师生跨越数十年的历史时空，返回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场。

郭昊天同学通过截取《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的片段，搜集相关书籍中的资料进行对比和扩展，认为“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为什么不翻译成‘个人迷信’而是‘个人崇拜’，你看这段毛主席就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崇拜有好坏之分，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不以为然。”郭同学指出，从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不难发现今天中国共产党对干部作风的高标准严要求，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有着其深远的历史动因。

葛雯同学以遵义会议为例，梳理《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的相关史实，并与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描述作浅要对比。她的发言强调“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给出了很多结论，但是这些结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应该关注对于历史的分析。”葛雯认为，要关注历史的“人性”，历史作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应当在绝大程度上保有其有关人的属性，我们固然能从宏观结论中感悟历史的伟大。当我们回到本书中考察具有转折点意义的遵义会议的纠葛、争执、妥协和团结的史实中，历史也不再像是高高悬浮于空中的楼阁，而增添更加厚重的历史人性。

林子同学对党史着作的写作方法提出跟人见解。他分析了有关毛泽东历史的相关背景与其决策风格的微妙关系，后以发散思维的方式，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领导者成败与毛泽东的一生经历的共性特征作了简要归纳，认为历史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堆砌史料而缺乏对它的解释。在史学方法的研究上，不同的受众者或许会由于自己先前的经验性或理论性认知不同而对具体的方法产生分歧，但不管哪种观点也好，只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就值得读者反思。

张林同学的发言关注的是国家利益在中苏关系演化中的角色。他阅读这本书后最大的感触就是看到了国家利益在中苏两国两党的历史关系发展中竟然有着如此复杂的作用，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博弈中有那么多的纷争和妥协。张林同学以小见大地从个人“恩怨”投射到地缘政治和民族国家关系层面，瞬间拓展了在场听众的视角。这也更加深入地引发了同学们的思考：个人的存在对于国家和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个人的影响力真的足以左右历史的发展吗？在学术问题上，还有很多诸如这样的问题等待后人用自己的智慧去解答。

李建蓬同学在发言中回顾了前几位的发言，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提出了个人看法。他认为党史学家梳理史料，描述史实，把更多的解释空间留给受众者，是一种更有价值的史学方法。今人不应再去追求一种抽象空洞的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某种结论或铁律，不应让自己的研究受到某一种研究范式的束缚。相反，我们需要更多地训练批判性思维，表达对学者治学理念的同情之理解。

在总结各位同学的发言后，耿化敏副教授高度赞扬了同学们在关注党史细节、解释党史发展脉络、比较历史教科书与学术专着、分析党史写作风格、反思党史学研究方法等不同层面的读书感悟和个人见解，并从“史家、史着和时代”的视野出发，总结和分析了该书作者、我院党史系友杨奎松教授的人生经历和治史路径，强调该书作为杨奎松教授的代表之作，之所以在专业学界和公共读者中引起社会反响，不仅在于该书凭据大量新史料修正了既往研究语焉不详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毛泽东与中苏关系等领域的诸多重大史实，而且展现了一种不同于正统党史写作的新的党史研究理路，即以发掘史料文献为基础，以求实求真为追求，以强调人性为基本特征，建立一种历史本相与历史解释保持适当张力和平衡的中共历史叙事。这与偏好于宏大叙述的党史作品形成了相对清晰的区别。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先生为该书写的序，无疑是对作品价值的精当评判。

此次新生研讨课不仅让大一新生对党史着作《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和作者杨奎松教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激发了探求中共历史的好奇心，更为接下来同学们的专业读书学习和了解党史研究路径开启了一扇窗户。